怀念童道明

怀念童道明



郝一星

不知不觉中,童道明兄已走了一年了,我一直想写点文字来纪念一下这位良师益友。

我们是在东四八条的中国剧协相识的,从相识到永别,算起来整整有四十年。那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专攻俄罗斯文学,尤其钟爱身兼作家、剧作家的契诃夫,但一直被埋没。1979年,我作为中国剧协研究室的编辑到朝内大街的社科院宿舍去拜访他。当时戏剧界掀起一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热”,原本遭受批判的斯坦尼表、导演体系在被“恢复名誉”的同时,又受到热捧,也就是这个时候,童道明写了一篇长文《斯坦尼体系是非谈》,提出要尊重并研究斯氏以外的其他演剧流派。我们谈得很投机,决定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尚未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外国戏剧资料》1979年第四期上。这篇文章的独到见解,犹如一股清风吹进戏剧界,令人大开眼界,进而从对斯坦尼体系的重复迷信中解放出来。后来,他把苏联另一位与斯坦尼艺术美学和导演实践完全不同的大戏剧家梅耶荷德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没想到由此引发一场戏剧观的争论,记得《外国戏剧》就曾连续发表中央戏剧学院田文教授和童道明的笔战争论。

学术争鸣带来了戏剧观的变化,为我国戏剧导演的艺术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新鲜的思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林兆华当时还默默无闻,他从童道明的文章中获得启发,汲取了假定性戏剧原则并付诸实践,《绝对信号》《车站》的成功推出,使他声名鹊起。童道明还围绕演出撰写大量剧评,与林克欢、杜清源两位评论家成为当年推动戏剧改革的呐喊者,形成所谓“杜林童”现象,名重一时。童道明就此成为戏剧界的活跃人物,我们也因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而结缘,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说他是我的良师,首先是他传授给我不少俄罗斯文学、戏剧方面的知识;其次,他让我从对外国戏剧的研究中,发现了我们民族戏曲的美学优势。梅耶荷德就是从梅兰芳的表演中获得灵感,从而进行戏剧改革的。

我们合作翻译了一部《梅耶荷德传》,我负责翻译前半部,他负责翻译后半部,最后由他统稿,说他是我的益友一点不为过。我们的私交也配得上是朋友,我到过他在朝内大街、车公庄和华威北里的寓所,闲谈获益,绝非夸张。

有一段时间,我对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很是在意,知道他感慨于戏剧现状,已不再撰写剧评,而转向剧本创作;契诃夫成为他写作的内在动力,后来他又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契诃夫戏剧全集》撰写了序言。2015年元旦过后,我收到他寄来的近作《一双眼睛两条河》,扉页上写了一段话:

一星兄指正。谢谢你还记得我,而我对《外国戏剧》的同仁们的记忆也是不可磨灭的。是你们牵着我的手走上了戏剧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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